日期：1971-11-0 作者：[待确定]
根据我们在7月会谈中所建立的牢固基础，周恩来总理和我举行了大约二十五个小时的紧凑而富有实质性的磋商。在他为我们举行的两次宴会中，我们又有五个小时的额外会谈，我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以及其他官员的陪同下做了不少时间的观光游览，这更加深了我对中国的了解。
周恩来与我在人民大会堂和国宾馆总共做了十次会谈。在开场的总体会议上，我方出席者包括我所有的主要助手加上查平和休斯两位先生；我们所举行的其他会谈都是秘密的，我方通常只有一名助手在场。在中国方面，通常陪同周恩来的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外交部的首席美国问题专家章文晋、总理的秘书熊向晖、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外加译员和记录员。
第一次会谈在我们到达的当天下午举行，即10月20日下午，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般原则、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方针、我们的会谈议程以及有关你即将进行的访问的主要问题。此后，在星期四和……我们进行了三次非常紧张的会谈，时间总计超过十小时……（编译者按：英文稿缺第二、三页）
台湾。 双方都知道我们正在行走的方向，而且也知道美国能够做到什么与不能够做到什么，但是，对于在联合公报中我们能够说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将会逐步从台湾撤出我们的军队。我们极力主张，任何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而且，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将会反对日本人插手台湾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急于要我们的军队全部撤走，但是希望确定最后必须撤军的原则；其最感兴趣的是要全世界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地位并非未定；将会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强烈反对日本对台湾施加影响或台湾独立。
印度支那。 北京将会在一定的限度内给予帮助。在正式和非正式对话中，中方都清楚地表示他们希望我们通过谈判而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并且他们正在把这样的观点告诉河内。为了你的访问与我们之间的总体关系，他们承认希望印度支那问题得到解决（实际上，他们认为这是远东“最急迫”的问题），他们也承认这场冲突与我们在台湾的驻军有关联。除了谈及这些主题以外，我还概括了我们过去所做的秘密谈判。我说，河内需要北京给予高瞻远瞩的见解，这样才能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同时，我警告说，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而且谈判一定要在未来几个月内取得成功，否则我们将会单方面贯彻我们自己的既定方针，这在总体上会具有更高的风险。
韩国。 我们双方都明确地支持自己的朋友，但是我们所做的假定是双方都不想有敌对行动，而且南、北两个朝鲜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代表整个朝鲜半岛说话。周恩来努力为平壤争取平等待遇，他说，一个持久而合法的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一问题仍然是独一无二、最为困难的问题。周恩来一方面说，作为一个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保持耐心，而且，为了你的访问，在草拟的公告言辞上已经采取了克制态度；然而，他认为印度支那，甚至韩国，都是更为急迫的问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己盟友的利益不像对自身利益那样宽宏大量。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仍然是北京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这种状态已经存在了二十二年时间；周恩来所要求的在公报中的表述方式仍然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而他同时清楚地表明，在这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将不会有关系正常化。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若想要在这一问题上找到允许我们之间关系继续得到发展的解决方案，那么，这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所提出的论点，那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多于我们可以说的，而太快、太过明确地推进这一问题的进程可能会破坏我们对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总体设想。在周恩来理解我们的困境的同时，他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他必须向国内和国际展示他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的讨论和我们公告的起草就处于这样一种紧张气氛之中，即中国人要求一清二楚，而我们希望模棱两可。
这是我们所讨论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在开始的时候，我回顾了我们在七月份曾经达成的谅解：
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会从台湾撤出与印度支那有关的那些部队。
我们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逐渐减少在台湾的其他驻军，这将取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状况。在回答周的询问时，我说我们将不会设定撤军的最后时间，但是双方都理解这种进展。
我们将不会提倡“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对此，周说我们不应该像在联合国那样提倡“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解决方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攻击这一立场时已经表现得非常克制了。
我们不会支持或者是鼓励“台湾独立运动”的兴起，只要我们知道美国有人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在搞“台湾独立运动”，我们将会采取行动。周插话说，他对最近在联合国总部门口为“台独”而进行的示威表示担忧，他声称这些示威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范围的。我说，据我所知，美国与这些示威毫无关系，而且，我会调查事情的真相。周趁机指责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的活动，而我对此做了简单的反驳。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不会支持，实际上我们将会反对日本在台湾驻军或日本企图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我们将会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任何方案，并且我们不会对此设置任何障碍。
尊重中国的观点，我们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向关系正常化方向迈进。
我说，你将会准备在秘密会谈中向主席和总理重申这几点。我补充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已经与在台湾的那个政府一起合作了多年，无论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做这样的改变并非易事。当这种政策开始逐步展开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会对这一观点表示异议，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联合国的问题，我说，我们已经实施了我在7月所概述过的那一政策，而且我们已经缓和了我们的语调。实际上，如果“阿尔巴尼亚提案”今年得不到通过，那么对我们两个国家来说，这都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个提案获得通过的话，这一进程将会被推动得太快，那么反对派便可找到理由来对付你的对华政策。
然后，我再次强调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能够做的多于我们可以说的，而且，只要我们双方都理解我们所前进的方向，有些事情必须等待历史的演变。
随后，周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强调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我们的政策，而是日本的意图与“台独”的可能性，这两件事当中没有一件是我们可以完全控制的。
关于台湾为什么是中国的领土，周先讲了一段简短的历史课，随后他披露了英国人为了把他们在北京的外交使团的级别提升到大使级而打算做的事情：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撤走他们驻台湾的领事馆，支持阿尔巴尼亚在联合国提出的提案。英国人也会私下同意他们不会宣传“台湾地位未定”的论点，而且如果有人向他们询问时，英国政府会说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
周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是权宜之计，那么英国政府的做法是足够了，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不能够接受的。如果有人提起台湾的地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英国对其自身的立场持保留态度；周指出，英国签署了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他引用了更多的历史事实对此做了强调，其中包括美国的角色，目的是要证明为什么台湾地位并非未定，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然后，他拿出了自己的关键问题：美国的政策如何？我们是否依然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或者我们认为台湾已经回归中国并且是中国的一个省份？这是关键的问题。中国人民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是个次要问题。他补充说，正如他在七月份所说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努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他承认台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
我的回答仍然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可以说的话与我们的实际政策区分开来。我们并没有对这样的前提提出异议，即所有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周问道，如果其他国家提出台湾地位的问题，我们将会怎么回答，我回答说，我们肯定会与你协商。我向周保证说，我们不会鼓励任何一个政府持“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英国对台湾地位问题的立场并未得到我们的鼓励。此外，假如任何一个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将肯定不会予以支持；我指出，我们在联合国所持的立场谨慎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我再次申明，我们决不会鼓励“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谋划，不管这些谋划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将会致力于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而不是由我们自告奋勇去推动。
然后，周提出了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他问道，一旦台湾回归祖国后，“防御条约”是否依然有效。我回答说，假如台湾和中国通过和平方式合并成为一个国家，那个“防御条约”便会自动失效。周反复地说他们认为那个“防御条约”是不合法的，而我们应该从该地区完全撤出我们的军队。我说，我们理解他们的立场，我们期待着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而且事件的自然发展将使我们无需对那一条约采取任何正式的行动。
周强调指出，除非我们完全撤出军队而且那一“防御条约”失效，否则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如果还有一位中华民国大使在华盛顿，他们是不可能派大使来华盛顿的；你和我是可以去中国的，因为北京认为只有一个美国，在北京找不到两个互相对抗的美国大使。他指出，国民党乒乓球队在美国的出现已经妨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乒乓球队访问美国。（然而，在其他场合下，中国表示他们依然计划派遣他们的乒乓球队访美。）在我们国家驻有一位中华民国政府的大使，这一问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未来接触所持立场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同意我们派遣特使去北京，但是，他们不准备相应地派遣他们的特使；而且，周拒绝了在你访问之后对美做回访邀请的提议。这个问题也会影响他们对其他次要问题的不冷不热的态度，例如，贸易和各种交流问题，而这些次要问题有时候更具有正常关系的味道。
然后，我又进一步敦促对台湾问题需要采取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对于任何让台湾和中国再次和平地合而为一的政治解决方案，我们决不会设置任何障碍。周评论道，假如蒋介石或者他的儿子希望谈判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会加以反对的。我插话说，坦率地讲，我们最希望、最鼓励的是一个通过和平谈判而达成的解决方案，此后我们之间的军事关系便会自动地结束。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将会解决美台防御条约问题和驻军问题。如果没有和平解决方案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分阶段撤军比废除“防御条约”更加容易一些。废除“防御条约”是不太可能的。
周承认这几点，但是，他对日本人取代我们的位置表示关注。我回答说，我们对这种情况也会表示反对，而且在防止日本的军事扩张上，我们是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怂恿日本在台湾扩张是眼光短浅的，然而，我们必须要选择那些我们有能力行使我们原则的问题。
周提到莱尔德国防部长建议增加日本军事潜力的评论。我回答说，这个评论不是美国官方的政策，而且，尽管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类言论，但是我们可以保证这些言论将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后果。
我指出，在中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前，如果出现一些中美合作的可见迹象（诸如交流计划），这可能会对台湾以及日本的形势有所影响。我也警告周不要利用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分歧，我说在我们对中国采取积极行动之际，我们因为放弃了日本而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抨击。中国方面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克制。然后，他声称他们对日本已经表示出克制，而且，他说他们不会和佐藤打交道。
当天下午，即10月21日下午，周提出了联合国问题。他冷静地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我们的立场，而我解释说，我们选择这条路是为了放弃那个明确表明“两个中国”政策的方案。周强调说，对中国人而言，台湾地位比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要重要得多，而且如果我们的立场占上风的话，他们将会拒绝加入联合国。然后，他披露说，他们也并不特别喜欢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没有明确地处理台湾地位的问题。（我们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差不多正是联合国辩论结束的时候，周直截了当地诉苦说，他在那个时候与我举行会谈，会使中国在联合国的朋友们非常尴尬。）
当我问及他对吴丹的继任者问题有什么看法时，他没有拿出任何说法，只是说他们还没有考虑过这件事。他确实抓住这个机会称赞哈马舍尔德，并间接地贬低了吴丹，这暗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期望有一个积极的实践主义的联合国秘书长。
在总结我们对联合国问题的简短讨论时，周重申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取得进展。我再一次指出，假如我们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快，那么我们的对手可能会破坏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这一脆弱关系。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显示出一些进展，但是我反复说，如果我们走得太快的话，我们将会撕破我们之间的整个关系结构。因此，我们在会谈中必须要确定对话的方向，保证每一步都得到贯彻执行，而且决不采取不利于我们关系的任何措施。
对台湾问题已经做了密集式的讨论，在公报起草时又对该问题做了密集式的讨论，对此我已经单独做了汇报。周在言语表达上确实做了一些克制并试图满足我们的某些关注。作为回报，我们也向他们的立场靠拢，具体的做法是对所有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提出异议并表明我们将会减少在台湾地区的驻军。我无法接受周的表述方式，他让我们主动表示希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并且要求我们保证最后将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所有的军队。
周再三解释说，他们并没有为我们的撤军设定最后期限，而让人吃惊的是，他承认他们希望我们暂时在台湾留有一些军队，以便防止日本军队的进入。
中国人将会保持耐心，但是，在会谈结束之际，周做了这样的暗示，那就是，假如六年之后台湾问题还未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话，中国人将会被迫使用“其他手段”解放台湾。在我们的会谈中，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使用武力。
正如我在单独汇报中所说的那样，我告诉周说，我会和你商量这一问题，看看是否可以在公报中找到新的言辞表述方式。在他们方面，他没有表示作进一步让步，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提出新的草案，他们可能会在立场方面修改一两个字。事实将会证明，缩小我们之间余下的差距将是困难而痛苦的，但我认为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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